中美再平衡

中美两国都承认，经济平衡发展关乎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目前，中国经济复苏先于美国已是事实，而美国更愿意强调双方推动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先复苏与先结构调整的取舍，或影响未来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的空间，也影响中美两国的谈判地位。

新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在华盛顿落下帷幕。在扩版后举行的首次对话中，涉及话题颇广，但与经济相关的议题仍然是正在进行中的全球性危机和经济衰退，以及孕育中的经济复苏。

在对话中，中美双方都着眼于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美方关注复苏及“后危机”时期经济的平衡与可持续发展，还提出了以新能源为核心的应对气候变化策略，旨在为美国经济复苏寻找新的增长点。中方则指出，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之中，市场潜力巨大，将通过结构调整，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复苏与增长；同时，中国要求美国尽快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实质是加强中美贸易关系，通过稳定出口来确保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复苏。

就现有刺激经济政策的效果而言，中国率先于美国复苏，占了先机，而美国更愿意强调其经济已经出现的一些结构调整的迹象。中国GDP增长从今年一季度的6.1%加速至二季度的7.9%，全年“保八”已无悬念，而美国经济正增长很可能要到今年下半年才能出现。相比之下，美国居民的储蓄率从去年下半年以来逐步攀升，到今年6月已经上升到7%以上，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升至10%左右，美国在结构调整上占了上风。

美方认为，美国正在出现的变化意味着，中国将很难通过美国经济复苏来带动出口增长，并以此来推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如果美国的结构调整说真正成为现实，中国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将不得不进行调整。作为回应，中国对美国的高额财政赤字及其对美元通胀和贬值的可能性表示担忧，并希望发达国家在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

从某种程度上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已经改善了中美两国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基本格局（图一）。美国货物贸易逆差在去年7月就已经见底（-902亿美元），此后快速收窄，今年2月以来一直维持在每月400亿美元以下，5月的逆差较峰值下降了60%以上，也比去年同期减少了52.2%。

同样，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于去年11月见顶（400.9亿美元），今年2月以来每月顺差均不足200亿美元，5月顺差较峰值下降了三分之二，比去年同期下降三分之一，6月外贸顺差更进一步缩小至83.4亿美元。从经常帐余额的走向来看，今年上半年中国的经常帐盈余和美国的经常帐赤字必然同步收缩。

中美两国结构失衡的改善，符合美国的利益，既可以降低美国财政赤字融资对中国等国家的依赖，也避免了美元大幅度贬值的压力。哈佛大学教授菲尔德斯坦认为，未来美元币值更可能是从现有高估的水平上实现正常化，而不是市场普遍预期的深幅贬值。对中国而言，中美失衡问题缓解，也可以避免来自美国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使得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力进退失据，这有利于中国稳定外需市场份额。

那么，中美的再平衡究竟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究竟应该主推动经济平衡发展，还是被动接受结构调整的结果？

这次金融危机大量摧毁了美国家庭的财富，但负财富效应对美国消费的影响远小于预期（图二）。根据美联储公布的数据，自去年一季度以来，美国家庭净财富持续缩水，到今年一季度共减少12.2万亿美元，相当于2007年底净财富的20%。同期，美国家庭金融总负债只下降了2000亿美元，余额一直保持在14万亿美元左右。然而，与2003年-2007年净财富增加22万亿美元相比，2008年以来家庭财富的减少仍然没有动摇美国居民的财富和消费的基础，这次危机以来美国消费出现了负增长，但季度环比跌幅最深的去年四季度也只下降了4.4%，幅度远小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石油危机时期8.9%的消费负增长。

未来美国消费增长仍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今年一季度，美国消费实现了1.3%的季度环比增长，短期内美国消费能否维持正增长，最大的不确定性是目前的高失业率。过去的经验表明，经济放慢之后失业率升高，通常会对消费产生第二波的打击。更重要的是，美国家庭的去杠杆化和升高的储蓄率，是危机下的临时应对措施，还是代表了消费者行为的永久性变化，将直接决定后危机时期美国消费的增长。从美国已经出台的金融监管改革来看，将着重对系统性风险进行监管，其经济的高杠杆率或难以再现，美国消费者或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储蓄而不是金融机构来平滑未来的消费。

到目前为止，美国消费增长看上去更像是打了个喷嚏，但中国的出口却患了重感冒。今年上半年，中国出口同比下降21.8%。下半年，中国出口形势或许会有所好转，但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假设的出口高增长将很难期待。

然而，中美两国贸易失衡的缓解，并不是中国外部失衡的全部，未来外资流入增加将部分抵消贸易顺差的下降，再次推高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如果美国经济短期之内难以走上正常增长的轨道，美联储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马上收手；另外，美国家庭增加的储蓄除了购买美国国债之外，其逐利行为也会使得更多的资金寻求较高回报的投资机会。中国先于其他经济复苏，无疑将增加对外资的吸引力，如果流入中国的外资增加，会加剧中国国内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中国最近外汇储备的高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中美两国再平衡之下，中美两国政府面临的选择并不完全对称，核心的差异在于谁是主动调整，谁是被动调整。高赤字重压下的美国联邦和州政府，迫切需要更多的居民储蓄，以较低的资金成本，为新能源和低碳经济融资，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很大的投资空间。事实上，较低的消费率是提高美国投资率的一个前提条件，在矫正危机前美国经济存在的过度消费的同时，以投资的较快增长推动经济复苏。

相反，国内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加上外资流入，中国政府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是继续投资中国的基础设施，还是投资美国国债？相对于美国居民投资美国国债而言，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必须承担美元贬值的额外风险，问题只是风险的大小而已；而继续投资基础设施，则存在着过度投资可能带来的效率低下的风险。

中国跳出上述投资难题的唯一途径，是刺激国内消费，但这需要推动切实的结构调整，改被动调整为主动调整。首先，中国消费者需要反美国消费者之道而行之，即降低居民的储蓄率，而这要求提高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分配比重，增加居民的消费保障。其次，中国政府需要主动推动人民币升值，而这也需要改变目前出口导向的增长方式，使得企业更多地依赖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中国政府稳定外需市场份额的初衷可以理解，问题是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付出什么样的结构扭曲的代价，以及未来可能被迫进行结构调整的成本。最后，只有切实发挥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的优势，将潜在的消费力量变为现实的消费，中国才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获得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的谈判地位。

摘自《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