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语权的底气

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代表了一个经济的综合实力。中国话语权的提升，不仅决定于经济总量，还决定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危机之下，以增长方式转变为核心的转型，可以化被动为主动，提高中国话语权的底气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最近在央行网站上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分别阐述他对重新构建国际货币体系、解决由于储蓄率差异引起的全球经济失衡，以及如何从微观层面建立约束资本的逆周期机制等的看法。相关论述和建议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希望提高在G20 峰会和之后的国际协商中话语权的重要标志。

中国高级官员的一些看法，达到了“测试水温”和施加压力的双重目的。由于这些文章的发表离G20 峰会时间很近，有不少外国政府官员和专家在回应时认为，中国并不是真的想在峰会上认真讨论自己的建议，试探各国反应的可能性更大。同时，中国通过发出自己的声音，无疑向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等施加了压力，即如何在美国救自己的同时，不要过多地将成本转嫁给其他国家，特别是持有较多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国家，这样的压力在提高美国决策者的自律方面无疑将产生一定效果。

在国际社会拥有话语权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标志。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估计，按照名义汇率计算，2008 年中国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今年中国与日本的总量基本持平，明年就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图一）。中国经济的实力更表现在增量方面，因为总量受基数的制约较大，而增量更能反应一个时间段内一个经济的相对动能。尽管中国离美国经济总量的差距还大，按照IMF 的预测，到2013 年，中国GDP 仍然只是美国的44%左右，但从今年到2013年，中国GDP 的增量与美国基本持平，有的年份甚至还略高。

尽管经济总量和增量是中国话语权提升的物质基础，但仅有这两项，中国话语权的底气仍然不足。快速上升的经济为中国争取了发言权，然而，中国发言是否有人听，或者听了之后是否当真，形成对国际政策实实在在的推动力量，还有很大的距离。这里的关键是，中国的看法是不是建立在一个可信的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基础上的一个可信的威慑力量（credible threat）。用通俗的话来说，听从中国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好处，而不听从中国又有什么样的坏处。

在目前的语境下，中国一方面担心美元贬值和通胀风险，批评美联储政策有可能导致全球通胀，另一方面还在增持美国国债，后者的行动显示，前者的担心和批评是那么的微弱。事实上，只要中国外汇储备持续增长，不管中国买不买美国国债，都必须承受美元贬值和通胀的双重风险，更何况美国国债之外的其他资产还隐含着更大的信用风险，除美国国债之外，没有更好的资产可以“藏身”。中国反而应该感谢美国财政部为中国资产提供了“避风港”，就像感谢美国政府救了“两房”一样。

类似地，中国一方面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持续地依赖于出口的增加，也不是一个可信的威慑。只要中国经济不能相对独立于外部需求，一些国家就有可能利用贸易保护主义作为与中国谈判的筹码，中国的利益就有可能被这些国家所挟持，因为即使爆发贸易战，中国也没有能力真正对其进行报复，除非“杀敌八百，伤己一千”。

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不仅面临来自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危险，与新兴市场经济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也在加大。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崛起，惠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2008 年，中国在对北美洲和欧洲继续保持较高的贸易顺差的同时，对除日本以外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均为贸易逆差，而在1997 年，中国对这些经济体大多维持了基本平衡的贸易关系（图二）。最近以来，随着中国对发达国家贸易顺差的缩小，今年1 月-2 月，中国对上述新兴市场经济的逆差已经转变为顺差，对这些经济而言，中国增长的“红利”已经消失，与中国很可能从互补关系转为直接竞争关系。

此外，金融监管薄弱是引发这次危机的根源之一，这已是共识，但是，全球对加强金融监管的呼吁通常会与要求市场开放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金融机构需要更大的市场来消化监管成本的上升。而且，只有在开放市场的前提下，加强监管才有意义。中国在要求全球提升监管质量的同时，也会面临进一步开放市场的压力。

那么，中国话语权的底气来自哪里呢？简言之，来自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根本转变，推动经济从外需驱动向内需启动转型。只有增长方式的真正转变，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提高中国话语权的底气。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转型的开始就会影响各国政府和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而危机为这样的转变提供了极佳的机会。

中国转型的简单逻辑是：第一，全球金融危机起源于全球经济失衡，近百年一遇的危机表明，这样的失衡已经难以为继了。全球失衡虽然主要不是由中国造成的，但全球消除失衡努力的开始是中国传统增长方式的结束。第二，政府、企业和消费者过去习惯的市场环境很可能一去不复返了，调整是生存并更好发展的唯一途径。调整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市场参与者应有过紧日子的准备，这包括财政收入下降、企业倒闭和失业率上升等。第三，转型或许是惊人的一跳，但长期来看，在经过艰苦的调整之后，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增长的质量将会改善，增长的可持续性将引领中国成长为全球最大和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

危机下的转型是一个可信的承诺。承诺之所以可信，一般有两种情形：一是这么做符合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是“激励相容”的；二是因为别无选择。在目前的形式下，中国转型当属前者。以“反失衡”为主的转型是顺周期的，中国需要做的是减少储蓄、增加消费，提升个人消费在GDP 中的比重。“反失衡”的力度越大，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可能性就越大，领先于其他经济体复苏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如果说改革开放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上半场，那么转型就是下半场。转型的开始，不但可以提振国内投资者的信心，也会改变全球对中国经济走向的预期，改变中国话语权的语境。

可信的承诺意味着可信的威慑。如果中国转向以内需特别是消费为主的增长，汇率改革和国内其他投入品（如利率、大宗商品）价格的改革也就顺理成章了，人民币的适度升值有利于提升中国的购买力，降低进口成本，增强消费实力。当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的主引擎，人民币国际化水到渠成，并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候选货币之一。

在此基础之上，内需可以逐渐替代外需，中国贸易顺差的减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再举足轻重，2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很可能已经是天花板。如果中国的外汇储备开始减少，就可以有选择地减持美国国债或其他外汇资产，构成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实实在在的制约。结果，美国利率的提升将加快“去杠杆化”的进程，推动全球经济更加平衡发展。

如果贸易顺差缩小，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也迎刃而解。如果一些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中国完全有能力进行反制，在全球倡导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将更加理直气壮。经济增长的独立性还会提升中国在新兴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对更多的经济体而言，中国经济的崛起机会不是威胁。如果能够充分把握人工成本优势、规模优势和消费市场优势，中国的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将在较长的时间里没有挑战者。

以内需为主的增长方式，必然要求开放国内市场，特别是国内服务业市场，更加注重金融市场创新的能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也同样要求金融对内开放，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特别是固定收益率产品市场，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持有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提供投资工具。由此，汲取金融危机的经验，在加强监管的同时，提升市场效率，并发展成为与全球制造业中心相匹配的国际金融中心。

摘自《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