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保护主义能走多远？

对全球保护主义蔓延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避免其对全球经济稳定和复苏带来新的威胁。但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改善、“去全球化”的代价、金融市场发展的长期利益，以及包括G20在内的全球协商机制或可以阻止保护主义的全球化

全球经济自去年四季度突然恶化之后，贸易保护主义有持续上升的势头。世界银行最近发布的报告称，G20中有17个国家出台了限制贸易的措施，而且这些措施都是去年11月第一次G20峰会之后提出的。到目前为止，虽然这些措施所造成的影响还有限，但如果发展成为一种趋势，很可能会拖延全球经济复苏的时间。

除了大家熟知的贸易保护主义之外，全球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金融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这次危机起于金融，为稳定金融市场并防止金融风险向实体经济渗透，不少国家的政府开始直接救赎金融机构，如美国、英国等政府向金融机构注资并对一些商业银行采取部分国有化的措施。然而，这些政府却不得不面临选择，是只救助本国金融机构，还是同时救助在本国经营的外资金融机构。如果只救助本国金融机构，或者在救助政策上倾向于本国金融机构，就有金融保护主义之嫌。

在金融危机时期，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由于外汇储备充裕、金融机构受冲击的程度较轻，再加上流动性相对宽松，具有较强的海外投资扩张能力。对于接受投资的国家而言，是否开放本国市场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中国投资者在澳大利亚的几起投资遭遇了延长审批期限的尴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国投资保护主义的压力。中国商务部最近否决可口可乐收购汇源的交易，也遭到了同样的质疑。

在某些领域的保护主义是一种常态，但在危机时期，更容易集中出台一些新的保护主义措施。在经济衰退时期，由于经济活动放慢，各国政府均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保护主义既迎合了公众的需要，也是各国政策制定者转移注意力的便捷工具。此外，危机时期特定的经济、市场和政策环境，也为滋生保护主义提供了条件。

由于私人部门投资和个人消费的萎缩，政府开支是稳定经济的唯一力量。与私人投资不同，政府开支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其使用往往附带有民意和选举等压力。拿本国纳税人的钱去购买其他国家的产品或救助其他国家的企业，很难说服国内的民众。为了救经济法案能够获得通过，政府出台的政策或主动或被动地含有保护主义的成分。

保护主义也是道德风险作祟的结果。如果一国采取保护主义的政策，或者采用一些隐蔽性政策变相对某些贸易和投资活动进行保护，而不引致别国的报复，那么，就有可能在稳定国内经济的同时，继续分享别国成长性的好处。这样的侥幸心理，以及一些反保护主义政策的模糊地带，助长了保护主义实践。

保护主义本身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这样的色彩随着经济的深幅调整会被无限放大。在贸易与投资领域中，投资者的国有企业背景，一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开放，一些地缘政治的因素，甚至人权等，都可能成为保护主义者的借口。

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贸易、金融与投资的互动越来越密切，在某个领域的保护主义，很可能会受到其他领域的牵制。对很多国家而言，保护与不保护也面临两难，这也是我们在担心全球保护主义升温的同时应该看到的积极一面。

首先，贸易的双边互利显然大于由于贸易产生的不平衡弊端。仅以中国为例，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到2008年的11年时间里，尽管中国对北美洲和欧洲的外贸顺差分别上升了10倍和52倍，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从这两个地区的进口增长也成长了大约4倍左右，增速远超过这些地区同期的经济增长，这为出口国创造就业机会和推动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图一）。

更重要的是，贸易保护主义不能真正解决目前很多国家存在的不平衡。以中美贸易关系为例，中国贸易顺差的增加显然不是美国贸易逆差的原因，而很可能是结果。2004年前，美国贸易逆差大幅度扩大，但同期中国的贸易顺差基本保持稳定；之后，中国的贸易顺差快速上升，而美国的贸易逆差保持相对稳定（图二）。这说明，美国贸易逆差主要是国内过度消费的产物。最近中国贸易顺差和美国贸易逆差的同步收缩还表明，发达国家的“去杠杆化”才是解决贸易不平衡的关键所在。

其次，由于担心保护主义滋生，各国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状况，有人认为这将导致“去全球化”。但是，不能将“去全球化”与“去杠杆化”混为一谈，后者解决的是贸易失衡，并不是贸易本身。贸易顺差国显然不能从“去全球化”中获益，贸易逆差国也是同样如此。闭关锁国必然使得贸易逆差国国内物价上涨，不但不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反而会限于滞胀的泥潭。因此，“去全球化”很可能对每个国家而言都是顺周期的。

由于贸易逆差国通常也是资本进口国，“去全球化”将使其承受贸易和投资的双重打击。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初步估计，受流动性危机的影响，2008年全球FDI流入减少了1.4万亿美元，跌幅高达21%，同时跨境并购下降近28%。相比之下，发达国家FDIC流入下降了33%。除非发达国家愿意选择开动印钞机的方式解决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否则很难拒绝来自其他国家的投资，这降低了在贸易和其他领域实施保护主义的可能性。

第三，金融保护主义是为了获取短期利益，而牺牲一个国家金融市场发展的长期利益，一个顾及名声的政府将不得不有所节制。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或市场不能对国内外金融机构提供同样的服务和支持，金融市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将大幅度下降，由此影响境外投资者的投资意愿，长期来看，这个经济中金融市场的规模很可能会收缩。因此，政府救助金融机构，不应该歧视外资金融机构，更不能牺牲外资金融机构为代价，保护本国的金融机构。

第四，现有的全球贸易和金融体制也为适时阻止全球保护主义泛滥提供了一个协商机制，避免保护主义和报复行动的升级。WTO的主旨是在公平合理的原则下消除贸易壁垒，维护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关税壁垒最直接，也最透明。因此WTO的核心之一，就是在关税率上的非歧视、互惠和透明原则。同时，各国还必须采用其承诺的关税率，而不能随意进行提升而超出约束关税率。因此，WTO在关税上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防范功不可没。

非关税贸易壁垒的种类则复杂得多，分为直接影响性、间接影响性以及溢出或旁及影响性非关税措施。WTO正式提出非关税壁垒的概念和将其纳入重要议题是多哈回合才有的。因此，之前有对非贸易壁垒的防范，基本针对的是传统使用较多的直接影响性非关税壁垒，如在数量限制上明令禁止进口配额制和在出口鼓励和管制上禁止出口补贴。

全球反保护主义已经是各国政府的共识，但是由于不同国家所处的地位不同，仅有共识还不足以阻止形式多样的保护主义花招。从这个角度来看，即将于4月在伦敦召开的第二次G20峰会，对于全球防止全球保护主义来说既是非常必要的，但也不能寄希望过高。峰会或可以重申与会国反保护主义的立场，但要达成一致意见并付诸行动仍有赖于体制内协商和谈判，在推动多哈回合的谈判，以及改造IMF和世界银行体制等方面取得进展。

为了防止各国采取单独行动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G20还需要在协调各国救经济和稳定需求方面取得进展。特别是，美联储最近采取直接购买长期国债的做法，有可能引发全球通胀，对持有美元资产的国家来说不得不引起警惕。

危机本身是对全球失衡的一个极端反应，而保护主义很可能使危机雪上加霜。如果保护主义行动以牺牲别国的利益为代价，很容易招致受害方激烈的报复措施。对实行保护主义的国家而言，扔出去的可能是一块石头，但招来却是子弹甚至炸弹。汲取这一教训，或可以避免全球经济重蹈上个世纪经济大萧条的覆辙。

摘自《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