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内需，激励消费

中国经济正面临着转型的阵痛期，后退一步或能够减少短痛但很可能以长痛为代价，向前一步则需要从根本上改革内需，在释放国家风险的同时让非国有部门获得更大的收益，并通过资源和服务业的市场开放刺激消费。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下行的趋势越来越明显。GDP 增速已经从去年全年的11.9%大幅放慢到今年三季度的9%，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来看，投资与消费基本保持了稳定快速增长的势头，外贸顺差的增长却遇到了瓶颈，是工业产出增加与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

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要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向已经越来越清晰，政策重点已经从“控通胀”转向“保增长”。继货币政策放松之后，一系列的财税、信贷、外贸政策将会陆续出台。

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台的“救经济”措施主要还集中在传统的稳定出口和鼓励投资两个方面。今年下半年出口退税率两次上调，一改当初降低出口退税率和平衡经济增长的初衷，虽然有助于缓解部分企业的利润增长压力，却在鼓励出口的同时离结构调整更远而不是更近。政府还同时加快了一些重大项目审批的速度，希望以确保投资增长的方式维持经济增长的稳定。

传统的“救经济”措施简单且见效快，但前提仍然是假设这些政策有外需的增长与之相配合，或者至少能够通过提升国内企业的出口竞争力的方式“创造”外需。然而，在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国家的经济复苏之前，这样的假设很可能落空。可以预见，在外需不足的大环境下，刺激出口的政策的成效甚微；而且，在中国经济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政府或国有企业将不得不担当投资增长重任，过度投资有可能造成新一轮的产能过剩或通货紧缩，尽管这样的紧缩主要可能仅局限于国有经济部门。

对决策者而言，鼓励出口和投资有现成的模式，而刺激消费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更为重要的是，刺激消费没有现成的简单、快捷和便宜的途径和手段，需要有创造历史的勇气和“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智慧，因为经济转型已经到了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

在现有政策选择中，防止经济大幅度下行甚至“硬着落”的惟一安全途径是刺激消费。从现有这方面的政策措施来看，提高粮价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和消费意愿，增加民生方面的投资是投资和消费双赢的选择，政府直面由于企业倒闭和歇业带来的失业问题也是实现经济平滑转型的关键。这些政策的出台和落实虽然会有效地刺激消费，但都没有触及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重投资、轻消费”的内需框架。

从目前内需结构来看，投资的重要性远大于消费。按照支出法计算的GDP 中，2007年投资占42.3%，而且最近几年来基本保持了上升的势头；消费占48.8%，其中私人消费占35.1％。从投资结构来看，国家和国有企业是我国内需的主要提供者，在经济放慢时尤其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国家和国有企业事实上担当了宏观经济稳定的保险者的作用。

为了维持这样一个内需结构的正常运转，存在着一个隐形的制度安排，即由国家承担经济运行的主要风险，同时经济增长的好处或主要的投资收益也由国家或国有金融和非金融企业独享，比如，政府的高税收以及银行和其他国有企业的垄断利润等就是这样的分配制度的结果。类似地，国家往往通过控制价格的方式保障消费者利益，但同时家庭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却不断下降（图一）。

这样的一个制度安排虽然基本符合风险与收益对等的原则，但是却扭曲了整个经济收益与风险分配的格局。一方面，风险过度集中于国家，无论是商业银行和其他国有企业的经营和信用风险都由国家隐形担保，目前一些私营企业倒闭时也由地方政府兜底；另一方面，由于收益过度向政府集中，个人在享受低风险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低收入的结果，抑制了个人的消费意愿。

维持这样一个体系高速运转的主要动力是外需增长。当投资和生产远大于消费需求时，只有出口保持相应快速的增长，整个经济才能正常运转。同时，国家还要保有巨额外汇储备，即防止外部冲击导致经济波动，防止人民币升值损害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巨额外汇储备实际上也起到了为经济稳定提供保险的作用。结果是，中国用大量的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国债，造成了事实上借钱给别人购买中国廉价消费品，形成了所谓的“国际大循环”。

美好的故事一直延续，直到有一天传来“外需不继”的坏消息。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继续借债给美国，让他们买更多的中国产品，或许能够暂时维持目前的格局不变，但有过借债经验的人知道，这样一边倒的游戏很难持久。另外一个可能的选择是，我们用自己的钱来买自己的产品，变“国际大循环”为“国内大循环”。要做到这一点，政策的重点将不得不转向国内的消费者，而降低外汇储备就是相当于我们自己的钱自己花。

如果上面的逻辑正确，改革内需的基本思路是根本改革目前的收益和风险配置格局，将国家风险分散到非国有部门，同时让私营企业和个人获得较高的收益，这将是刺激消费的核心。

首先，从外汇储备私有化入手，真正实现藏汇于民，并让私人投资者分享外汇投资的好处。减少国家的外汇储备，可以避免国家由于外汇储备快速增长被迫投资美国国债，承担美元贬值、美元通胀和美国国债的流动性风险，有利于化解整个经济中的系统风险。更重要的是，私人投资者能够比政府投资者更好地捕捉到转瞬即逝的投资机会，即使个别投资失败，风险也完全可以由投资者承担。

藏汇于民的难点在于人民币汇率自由化。在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和其他主要货币升值趋势不改的情况下，私人投资者持有外汇的积极性不高。目前是推动汇改的最好时期。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汇率在今年六月底以来在较窄幅双向波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单边走向的基本格局。由于外部环境动荡和国内经济存在的不确定性，短期内人民币汇率未来的走向同样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下一步的汇改可以加大汇率的波动幅度，让市场力量对汇率变化拥有更大的主导权，并尽快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可兑换。

从长期来看，人民币相对于主要货币的升值趋势不会改变。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和人民币币值的稳中有升是人民币国际化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在美元和欧元受国内经济拖累，贬值压力难以在短期内消除的大背景下，人民币很有可能在国际经济和市场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同样重要的是，人民币的合理升值可以引导企业从外需转向内需，由于国内市场开发尚不充分，增加供给有可能创造需求。对消费者而言，升值可以提升人民币的购买力，我们可以出口较少的鞋子或其他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就可以换取同样数量的飞机或其他产品。只要人民币不因投机或非市场因素出现过度升值，升值本身就是国内消费水平提高和生活质量改善的过程。

其次，发展各种形式的债券市场，拓宽非国有经济的投融资渠道。企业改革降低了国有企业比重，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约占40%，但我国投融资渠道的国有化程度仍然居高不下。除占绝对优势的国有商业银行之外，股市市值中国有企业比重约占60%-70%，债券市场的发展主要仍以国债、央行票据和国有金融债为主，公司债占股市市值的比重不到4%，而且仍以国有企业主导（图二）。

债券市场向非国有企业开放，可以大幅度降低政府隐性担保的风险，同时为私人投资拓宽投融资空间。与股市的“圈钱”倾向不同，私营企业发行公司债在承担固定成本的同时，可以避免股权被稀释。公司债的发展是固定收益类产品市场发展的基础，不仅可以增加国内投资者的投资渠道，也为外国投资者增持人民币资产提供了工具，有利于确立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中国的公司债市场不仅需要向国内投资者开放，也需要向国外投资者开放。如果允许国外企业在中国国内发行人民币公司债券，再购入美元投资于国外市场，同样可以达到降低外汇储备的目的，可以将国家概括承担的外汇储备的汇率风险分散给外国企业。

最后，进一步开放市场是鼓励私人投资、激励国内消费的重要内容。我国的资源类行业和主要服务业仍由国有企业垄断，由于缺乏竞争，产品单一且价格较高，不利于刺激消费。20 世纪90 年代末，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为私营企业在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和资源，也是之后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资源类行业和服务行业的开放有可能提供另外一个新的契机，国家在释出资源的同时，可以换取消费的增长。这些行业的市场主要在国内，可以构成新内需的重要部分。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以及文化、旅游、金融、交通运输行业等都可以替代房地产和汽车行业，成为未来经济的新增长点。

摘自：《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