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 屈宏斌  

汇丰银行环球研究宏观经济分析师 马晓萍

中国服务业发展不足假象

很多学者认为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制造业而服务业发展不足。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是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偏低。但我们认为服务业发展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假象。未来一段时期中国还必须主要依赖制造业的持续发展来实现劳动生产效率的可持续提高。

服务业产出长期以来被低估

实际上，我国服务业欠发展只不过是统计数字造成的幻觉，其背后主要的原因在于服务业产出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被低估。

首先，我国现行统计体系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都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来核算国民收入，不能反映对非物质服务业的生产活动成果（许宪春，2004）。我国对于第一产业以及第二产业的产出统计相对健全，而对服务业则无论从统计方法还是统计对象的涵盖范围都还有所欠缺。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引进国际通行的国民账户体系（SNA）对核算体系进行改革后才开始将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并于1993-1995年进行了全国首次第三产业普查并依据普查数据对之前的历史数据进行了调整。尽管对于第三产业的统计方法已经由最初的估计和推算为主发展为直接调查数据与统计推算相结合，但从两次经济普查的数据结果来看，对于第三产业的统计核算依然是统计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

以第三产业中“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的增加值统计为例，国有企业以及非国有的限额以上大中型企业主要是通过财政部等相关部门企业财务统计资料来进行直接计算，而其他部分则通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间接推算。由于第三产业中小企业尤其是个体经营户在销售额中占比超过50%，需要间接推算的部分数量较大造成漏统的机率上升。尽管最近几年对于第三产业的抽样调查工作有所加强，但对于第三产业的漏统和低估的问题仍未能妥善解决。

其次，过去几次经济普查结果都显示服务业的低估是GDP数据调整的最主要因素。

从公布的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可以看到。在修正后所增加的2万3千亿元的GDP数字中，93%的漏统数据是来自服务业的，而这93%之中的70%又是来自交通运输通信、仓储、批发零售贸易、房地产以及住宿餐饮业这些行业。漏掉的最主要的数据是个体经营户的数据。这些数字公布之后，2004年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上升为40.7%，而之前的数字是31.9%，修订后的服务业占GDP比率数字基本上和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水平比较接近。这是证明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比大家多年来所想象的要好的一个确凿数据。白重恩和钱颖一（2006）通过对中国与印度两国第三产业的比较，并结合第二次经济普查的结果说明了中国在批发零售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业以及房地产三个行业的增加值统计上的低估非常显著。印度由于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继承了比较完善的统计体系，其统计工作质量是曾得到国际认可的。中国上述三个行业的增加值加在一起与印度相关行业的差别达到14个百分点，经济普查数据结果揭示中国第三产业经济活动的漏统是国民生产总值被低估的最主要原因。

还有另外一个关于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比较，可以给大家一些更加感性的认识。我们把2004年的经济普查第三产业数据跟1992年的三产普查数据进行简单比较之后，发现不论是企业数量、就业人数、总产出以及营业收入和利润，其间十几年中国的服务业在各方面都发展很快。举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中介服务等房地产开发经营）为例：在1992-2004年期间企业数量从两万九千个增长到十三万七千个，就业人数从1992年的69.2万到440万人，营业收入增加了27倍，从521亿元上升到14741亿元。不仅如此，即使是新公布的经济普查数据，也可能仍然存在对服务行业的低估。

再次，从经验观察的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服务业的漏统及低估现象随处可见：跟朋友在饭馆吃饭时，如果你不主动要发票，饭店通常不会主动提供，有时候甚至要发票也会被经营者以提供其他优惠或赠品的方式而放弃，这些没有开发票的营业额不会被统计在内；此外，娱乐服务行业的经营活动中很常见的现金交易也有很多难于统计的，比如在中国大小城市里随处可见的餐馆、理发店、洗浴城的营业额就很难完全统计。经营者为了逃税低报瞒报的情况十分常见，而要核实实际数据操作上难度也很大。

政府管制与服务业欠发展的关系

那些认为我国服务业仍然欠发展的人们显然低估了中国企业家阶层的聪明才智。如果某个服务产品存在需求却没有充分的供给，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一定存在某种程度的管制。否则，以企业家敏锐的嗅觉一定会很快发现并利用这样的赚钱机会。因而，给定不存在政府管制的前提下，说某一个领域欠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是不合逻辑的。

由于某些服务本身所具有的特点而容易被政府特别关注，从而进行垄断经营，如文化传媒、电信、乃至金融业等等由于涉及到意识形态、信息安全、金融安全等敏感问题被限制民间资本进入，教育以及医疗产业在中国由于被认定为是公共品（实际上除了基础教育可以称之为公共品之外，其他都不能算作是公共品），一直以来由政府垄断。

实际上，政府在放松对服务业管制的过程中，通过打破垄断、降低门槛吸引更多国内及外国投资进入相关服务行业，竞争的引入对于服务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也是服务业改革措施的核心内容。Eschenbach (2005) 对东欧和中亚24 个转型国家的研究表明，政府通过放松服务业管制而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国家服务业的发展。

再举一个我们身边的例子来说明部分服务行业的欠发达是因为管制的存在：我国电视节目的播放渠道是政府管制的，但生产环节是放开的，所谓“制播分开”表现为在生产环节节目的多样性大大发展，丰富了电视节目的内容。 但另一方面这一多样化又由于播出渠道被管制而未能充分体现出来，经常出现的多个电视台同时播放同一个节目的情况就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陈志武（2004）通过将不同国家按照产权保护的程度分组探讨第三产业发展和产权、法治等制度成本的关系，结论认为服务业的发展与产权保护的程度正相关，中国与印度在同是人口众多、劳动力便宜的条件下，各自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相应的行业：中国选择了制造业，而印度则利用其相对的制度资本优势发展服务业。但中国并未能利用制造业发展的优势而带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大发展，其根源也就在于政府管制，以及产权保护和法治的相对落后。

我国目前的现状是仍有部分服务行业仍然在政府管制下，比如传媒行业、教育、医疗等。也正是这些领域还存在着快速发展的潜力。今年5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36条）放宽了民间资本进入的行业和领域，鼓励民间投资铁路、金融机构、教育医疗机构、文化产业等先前对民间投资设定歧视性准入标准的行业。从相关政府部门的角度，要通过推进深度政府体制改革、放松管制，并出台可行的配套措施才可能带来这些行业的大发展。

放松政府管制推动服务业发展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助力有限

的确，这些行业在放松管制之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无疑会创造上百万新就业机会，但我们想强调的是，这些就业机会主要是针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大学毕业生们，而对吸收平均受教育水平为九年义务教育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说很难有所贡献，从而也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助力有限。

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的过程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化的步伐有所加快，城镇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以年均1.2%的速度递增，目前已经达到46.6%（2009年底）。城市化的推进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之一。但城市化的过程并不能仅仅局限为农村人口到城市人口的物理位移，其根本在于将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相对低的小农经济部门转移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现代产业部门，使得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改善，并在这一基础上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我国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为主体（截至2009年底，我国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占比79.4%）的劳动力群体来说，是进入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制造业工厂还是进入城市低端服务业决定了劳动产率的提升是否可持续。

农村的两亿剩余劳动力之中，由于受教育程度以及所掌握的知识技能的限制，决定了在加入城市的服务业中时，从事最多的行业是包括：送煤工、餐馆服务员、保姆等在内的低端服务行业。当然，不论这些剩余劳动力是进入城市的低端服务业，还是制造业，都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但两者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却是有很大差异。进入第二产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将劳动者与现代化的生产过程相结合将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成倍提高。过去十年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比第一产业平均要高6-7倍，而第三产业低端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制造业的三分之一。

　　不难想象，进入富士康为代表的工业企业的劳动者通过参与全球产业分工而实现人力资本与全球范围内的需求和生产线相结合，若干年后，与进入城市第三产业中低端行业的劳动力相比较，对于劳动力本身人力资本的提升以及所实现的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都会不可同日而语。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继续发展制造业和出口，稳定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仍将是我们国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主要任务之一。换句话说，工业化和城市化仍然是未来至少十年内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动力。

摘自：《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