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监会首席咨询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沈联涛

危机的沟通之道

金融危机本质上是一个失败的故事，其失败的原因是不知道如何阻止和应对危机。

因此，这也是沟通的失败，即不知道如何讲述故事，使人们能有效沟通，明白要做的事情。

语言学教授罗伯特？卡普兰首先提出，不同种族讲述故事的方式有很大差异。这里重要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讲述故事的顺序。

例如，他发现盎格鲁-撒克逊人会以直线的方式叙述故事，从开头一直到结尾。中国人则喜欢绕圈子，直到结尾才告诉最后结局。犹太人讲故事时，通常会在得出结论前，在不同场景间曲折迂回。

对于理解不同群体如何思考和相互沟通，卡普兰的故事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同时也引起了争论。盎格鲁-撒克逊人说话真那么直接吗？

澳大利亚人可能很直接，当你犯错时，他会直接指出你的错误。一个美国人可能也会这么做，但是会礼貌很多。而根据我在英国的多年经历，当一个英国人夸奖你时，很有可能是批评。反过来，当他看起来在轻蔑你时，却是把你当朋友。他是表示友好还是轻蔑，这也取决于沟通的环境。误会就是由于不同人的沟通方式不一样而导致的。

信息的效果取决于信息是如何传递的。传达坏消息是最有挑战的沟通方式。大多数老板都会给汇报坏消息的人以脸色看，所以没人愿意第一个把坏消息告诉老板。但是作为一个好领导，他需要听到坏消息。只愿意听好消息的领导是生活在幻想中，他迟早会从幻想回到现实。

但是如何传达坏消息是一种艺术。我最喜欢的法家思想家韩非子，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会讲故事的哲学家。很多流传的民间故事都来自于他的著作。他虽然口吃，不善言辞，但是很有写作才华，他的文章精辟地阐述了他的思想。

韩非子最有思想的两篇文章是《难言》和《说难》。其中，韩非子阐述了他的人际哲学——说什么，如何说，何时说。

跟领导说话的难处在于，不是你想说什么，而是他愿意听什么。这也取决于你如何包装你的信息。如果你只泛泛而谈，并都说成好消息，他会认为是谄媚。如果你过于直言，全是陈述事实，他可能怀疑你有自己的动机。韩非子认为，明白上级或听众真正想知道什么很重要。

因此，如果你在讲述时没人愿意听，那么你的信息就不会有效果，你的处境也就比较危险。这正是那些预警了当前金融危机的经济学者所存在的问题。

大多数有建树的经济学家都没有发现危机的迹象，他们都以别人也没有提前看到危机为自己辩解。这显然不是事实。真正的事实是，绝大部分经济学家忽略了警示的征兆。然而，在危机发生后，他们声称，某些突发事件使他们误读了警示征兆。专家的共识从来不会错，否则他们就不是专家了。

现代心理学家称这个现象为“认知失调”。有位心理学家研究了一个著名的例子：一个宗教团体声称世界会在某一天灭亡，到时所有人必须到一座山上，那里会有宇宙飞船来拯救他们。当然，到了那一天，世界没有灭亡，宇宙飞船也没有来，但宗教人士说，这是因为上帝听到他们的祈祷，所以推迟了世界末日的到来。

世界现在如此复杂，我们拥有爆炸式的信息量，以致我们不知道应做什么。所以我们应该听听那些被公认为聪明人的建议。

因此，我们更有可能相信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而不是本地的经济学教授，即使后者更了解本国的情况。

世界联系得越紧密，东方和西方的相互理解就越重要。在一个寻求迅速解决问题的时代，西方国家很可能形成思维定势，企图以简单的方法解决复杂的问题，例如通过汇率问题解决全球失衡。

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写专栏，很有影响力，他认为中国操纵汇率以促进出口。

他的分析不理性，结论也不合理。当年日元重估币值，并未引发日本出口的减少。而且，中国的大多数出口都是由跨国公司在中国制造、再卖到西方市场的产品，出口的很大一部分收入是由跨国公司赚取的。

对于复杂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途径。汇率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主要贸易伙伴在沟通上的失败。我们需要更好地讲述各自的故事，并相互理解，以获得更稳定的世界。

摘自：《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