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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的未来

科技界，尤其互联网从业者，很流行的一个说法是“未来已来”，但是回归整个宏观经济，尤其最近研究了一下日本二战以后的经济走势，特别是1991年泡沫破灭之后的走法，感觉未来蒙上了更多未知的色彩。

回顾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2年-2002年，这个十年属于“忘不掉的过去”，泡沫破灭导致资产价格严重缩水，一方面家庭和企业的财务状况急剧恶化导致支出减少从而抑制需求，另一方面银行不良债权激增、大量银行破产，叠加日本的财阀体制导致大量信贷用于借新还旧或偿还利息（日本银行的坏账率直到2001年才见高点），投入新兴经济的资金严重不足，整个金融系统处于半瘫痪状态，年均经济增速仅0.8%；第二阶段是2003年至2012年，这个十年属于“追不上的未来”，随着不良资产逐步解决，实体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源于上个十年的资金投入不足（尤其新兴产业的投资不足），叠加人口逐步老龄化（日本2000年劳动力人口规模见到高点），日本在全球的信息革命浪潮中失去先机，经济再难回到高增长，年均经济增速不到2%。当然，更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是安倍自2012年上台以来所推行的安倍经济学，这是一场宏大的社会实验，截止目前还很难判断其成败，但已足以引发我们很多思考。

日本的教训相当深刻，如果重新推演的话，又能采取哪些措施来避免悲剧重演？目前能想到的包括1）不要让资产泡沫膨胀如此之大以至后患无穷，2）汇率不应大幅升值从而削弱国际竞争力，3）危机之后立马宽松并采取更加市场化的方式应对，4）尽早采取措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等。不过感觉这些措施都有事后诸葛的嫌疑，而且即使实施可能也是治标不治本，或者部分措施限于历史或者制度的缘故压根就没法实施。更为重要的是，日本面临的困境可能是全球经济的预演，人口老龄化、创新不足是全球面临的难题，而宽货币、低利率却带不来梦寐以求的高增长。欧美经济体在1970年代的滞涨中反思凯恩斯主义并让弗里德曼的思想发扬光大，但是现在我们似乎又得反思货币数量论了，因为钱撒下去，通胀竟然就是起不来，弗里德曼关于货币面纱的重要论断竟然失效了！斯蒂格利茨在2014年就曾揶揄伯南克“我们避免了大萧条，却陷入了大萎靡”，目前来看这种迹象越发明显，经济的确陷入了一种萎靡的状态，经济周期、利率周期、通胀周期等等都在钝化，整个经济脱实向虚的迹象越发明显。

如果我们将焦点由需求角度转向供应角度，从生产函数Y=N*f(K, L)的三要素（N技术、K资本、L人力）来分析的话，目前面临的困难有望得到缓解甚至解决。一是技术进步，这是中长期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怎么重视及强调都不为过；二是资本积累，理论而言，低利率应该有效，只是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问题；三是人力资源，所以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增长的敌人，因此一方面应该优化人口结构，另一方面需要提升教育及医疗科技水平。结合日本的教训来看，低利率所代表的资本富余可能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问题，即传统行业资本富余而新兴行业资本不足，这点在经济转轨期间最为明显，日本也是因为财阀主导的银行体系自顾不暇导致对新兴技术的投资不足从而失去发展先机。另外，从金融资本角度来看需要强调资本与技术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这在《技术创新与金融资本》一书中有相当透彻的描述，不过这里所说的金融资本可能更多是VC、PE、股权投资之类的风险资本，而美国以风投及股权融资为主导的融资体系也是其创新领先于全球的重要原因。

回到对未来的预判，的确很多充满未知，即使从供给角度找到药方，也未必能够信心满满去解决。从技术角度来看，创新本身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及非线性，而且按照熊彼特所推崇的康波周期来看，目前可能已经进入萧条期（具体可参考中信建投周金涛的判断），同时整个社融体系对创新的支持也面临较大的制度依赖；从资本积累角度来看，当经济面临转轨之时，传统行业资本富余、新兴行业资本匮乏往往是常态，而且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体系往往较难转换（银行融资都需要抵押品）；从人力资源角度来看，人口老龄化有点不可逆的架势，除非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人的寿命能够大幅延长，单纯依赖人口生育率提升来改善人口结构的难度相当之大。

我们的未来也曾面临马尔萨斯、罗马俱乐部先后两次较大的担忧与警告，但最终通过创新、通过技术进步得到有效的解决，并走到新的高度。而这次的担忧也越发明显，尤其央行直接参与股市、负利率等现象也在颠覆传统经济学的认知，未来的确面临更大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而这次能否最终证明我们的担忧是想多了，还需拭目以待。